Tuesday 30 December 2014

就如花兒在春天盛開

在我和英國人的婚禮,我說了這樣的話:以前每段關係都無法開花結果,因為到了某階段我就問自己一個問題:我能與這個人共度餘生、數十年下來天天相對都不生厭、晚晚同床而不作嘔嗎?假如我無法確定,就知道是時候了斷。當然,有些情況是對方比我更早作出這種反思,而決定速逃。
也有想過,若然以後都答不出肯定的答案,那麼是否每段關係也無疾而終?又抑或,得在現實中取個平衡點,例如長遠只拍拖,不同居、不結婚,便沒那麼容易生厭;又例如,同住而不同房,以保留私人空間,保持新鮮感;再前衛一點,甚至思考過能否接受 open relationship,衝擊傳統價值,想一想,法定的一夫一妻制,限制人類未來幾十年只與一個人談戀愛,是不是有點虐待又自虐。
卻原來,當遇到那個對的人,根本不會去思考那問題,已知道答案。
一開始已相逢恨晚,就沒時間擔心他日互相生厭,也不需要找什麼平衡點。只拍拖、不同居,同住而不同房,open relationship 等都不在考慮範圍。相反,我只想每晚與他一起談天至入睡,也好想每早醒來張開眼睛,都看到這個人在我身邊。這種渴求是無法解釋的。所以當他邀請我跟他結婚,我想也不用想就說,好啊。
雖然不理性,但很慶幸擁有這麼一個讓我們勇往直前的起點。往後漫漫長路,發展下去是如何,沒人能預知。我們能做的,只有盡力協助對方記着這個起步點,但願不要忘記這初心。
對我來說,愈是重大的決定,原來愈不依理性而行,反而往往是憑感性、靠直覺、隨心而行。
今年,我做了人生中最重大的兩個決定,明知道兩件事對我的影響是一生一世,但都是以感性行事,壓根兒不需要(或不懂得)權衡輕重、計算成本、預算得失。第一件事,是和英國人結婚。
第二件事,是懷孕。
對於懷孕、生育、為人母親,我恐懼了那麼多年,可是跟英國人結婚第一年竟就樂意地懷孕了。面對新生命的來臨,我們輕易可列舉一百項擔憂,但我們從沒有坐下來權衡輕重、計算成本。那並不是衝動或魯莽。還是英國人形容得優美:就如這種花會在春天開、那種樹會在秋天結果子一樣啊,天時地利人和造就了最合適的天氣,讓我們的花兒在這個時候盛開,我們也就順勢而行,感覺是自然到不會去問為什麼。
假如要問為什麼,我們實在無法一一解答:你那麼愛自由,為什麼會生孩子?香港生活壓力那麼大,為什麼還要生育孩子,既苦了自己又苦了下一代?香港的教育搞成這樣,你還在香港養育孩子?看這種政治環境,為什麼還把孩子帶來這黑暗世界?為什麼?為什麼?為什麼?
有時做事,並不為什麼。
林夕曾就「徒勞無功」這樣說:「人生許多方向,要走許多路,唯一不會走失的,就是走向死亡。那,對於某些人來說,是不是生來一場,就是一株徒然草,不如什麼都別幹,等死就是唯一的活動?我們吃的是飯,拉出來的是糞便,是不是連飯都別吃好了,活得像大便一樣就好了,省得浪費資源?有功無功,還看對誰效忠;徒勞與否,千萬年太長,只看朝夕太短。」
假如一定是「為了什麼」才去做,假如人人在生兒育女這件事上都理性地權衡輕重、計算成本、預測果效,那麼,恐怕世上只有一小撮非常富貴的人才會生育吧。
假如有一天,樹木也忽然苦苦追問為什麼,一起問蒼天:「我們為什麼要不厭其煩地在樹枝製造果子,等果實成熟,吸引猴子爬上來採摘,等牠們把果實帶到別處去吃,還望牠們吐出種子,讓種子在泥土中生長成另一棵樹呢?不如讓我們簡單地終此一生,時候到就讓我枯死算吧。」厭倦繁殖的樹木,就此於地球消失……
況且,「徒勞與否,千萬年太長,只看朝夕太短」。我相信蝴蝶效應,一件表面上看來毫無關係、非常微小的事情,卻可能帶來重大的改變。就如我在這日誌寫過幾篇關於追夢的文章以鼓勵自己,怎想到有一天有朋友告訴我,那幾篇文章令他反思很多,令他更能下決心辭職去追夢(嚇了我一跳!)。又如周永康、岑敖暉或黃之鋒的父母,二十年前生這孩子時想必沒想過,他有一天會帶領一場公民抗命運動,令多少人對香港年輕人另眼相看。又如雨傘運動,表面上沒有爭取到什麼成果,但事情為多少香港人帶來多大的衝擊、反思與改變,無法測度。又如瑪拉拉(Malala Yousafzai)的父母在生這女孩時,想也沒想過她有一天會不畏危險地致力為兒童爭取接受教育的機會,並因而成為典範,成為一個為那麼多人帶來希望的孩子。
把事情說得有點過於偉大了。只是一年將盡,回想這一年做了人生中最重大的兩個決定,彷彿很神勇;再想真一點,其實我們並沒有刻意經營過什麼。只是非常幸運地,在適當的時候,遇到對的人,結婚懷孕也就變得那麼自然,自然到壓根兒不必權衡輕重、預算得失,只是一股腦兒憑感性、靠直覺、再加一點傻勁,就讓事情發生。
就如這種花會在春天開、那種樹會在秋天結果子一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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